厘清发展脉络 反思现代汉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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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演变,其主要理论是运用历史比较法归纳语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同源词”是这一理论得以实现的关键。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区经过历史分化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表示同一语义的词语在这些不同的语言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拼写形式。但是,这些不同的拼写形式却具有整齐的语音对应规律,这些词语被称为同源词(cognate)。

今天,我们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应该持有一种更为辩证的态度。这种辩证精神同样适用于对“现代汉语史”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竹夫人汉语”到“欧化汉语”

王力说,“如果因为西洋没有竹夫人,就忽略了我们家里竹夫人的存在,就不对了”,这原本是反对汉语语法学模仿西方语法学的有力论据。在此,我们以“竹夫人”作为隐喻,说明“现代汉语”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语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了“竹夫人”?“空调/电风扇”是从什么时候进入汉语的?

模仿、嫁接、借词、意译,都是现代汉语“欧化”的主要路径。王力说,“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短短的20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文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一桩大事。咱们对于这一个大转纽,应该有一种很清楚的认识”。然而,近70年过去了,欧化似乎已经成了汉语发展的“内部因素”,人们对欧化也习以为常,不再在意了。

现代汉语研究也需要历史层次分析

现代汉语的来源是什么?大概包括:古白话、欧化成分、新造成分、方言、古代文言,等等。这些要素在融合之后形成的白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称为“新白话”,所以,有些学者把新白话看作现代汉语的起点,或者把新白话看作现代汉语的主要组成部分。

以欧化为例,贺阳认为“大部分欧化语法现象与汉语固有传统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某个语法成分的出现频度上,是罕见与广泛使用之间的差别,而不是绝对的有和没有的差别”。朱冠明说,“‘是时候VP了’结构式在世纪之交汉语口语中出现,是对英语‘It’s time to…’结构的模仿,短短20年间,已成为年轻人同类结构中最主流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即便是“年轻人”在口语中也极少那么表达,除非是为了强调时间,否则,汉语口语中只说“VP了”,“上课了/吃饭了/睡觉了”几乎从来都不说“是时候……了”。在书面语中,现代汉语“是时候VP了”主要为了特意地强调时间,因为汉语的传统思维并不注重时间表达。“着/了/过”在古代汉语中虽然已有使用,但它们在现代汉语中高频率使用却应该是欧化的结果。王文斌认为“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据此我们可以推论“着/了/过”的高频率使用并非汉语传统。古代汉语中也有“是时候了”,例如“天是时候了,该磨豆腐了”,“该……”特意强调了动作行为的时间。对于欧化对现代汉语的“广泛影响”,我们很难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其准确定量、绝对定性。即使如此,欧化确实极大地改变了汉语,“语感”本来就是语言科学的研究证据。

除了欧化成分、新造的语言成分以外,对现代汉语其他的来源要素进行历史层次分析的难度更大。比如说,白话和文言纠缠了千余年,方言自身就有复杂的历史层次,等等。

我们强调现代汉语的历史层次,旨在避免静止地对待“现代”,单一地分析“现代汉语”。

辩证思考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

历史比较语言学严格区分同源词和借词,不能凭借借词构建语言谱系。

同源词和语言谱系是否存在循环论证?因为“原始的同一种语言”是确定同源词的前提,在确定同源词存在整齐的语音对应规律之前,这“同一种语言”只是一个科学假说。我们认为,同源词是一个个的个体,语言谱系是一个系统,通过个体推导出系统不是循环论证。另外,借词是建立在语言接触的基础之上的,语言接触属于“语言的外部因素”,因此可以借助于语言的外部因素判定借词。

构建出语言谱系有什么用处?我们认为,语言谱系是语言比较的关键,同一系属的语言便于比较,不同系属的语言不宜盲目地比较。比如说,一头驴和一棵杨树比较、一匹马和一块石头比较,那能比较吗?这种反思,对今天的语言比较研究仍具现实意义。

上古是否真的存在完全统一、毫无方言差异的“原始祖语”?这涉及人类的起源,即人种是单一起源还是多起源问题。至今,科学家大多仍然相信人类是单一起源的,这是“原始祖语”存在的一个有利的根据。当然,对于原始祖语,人们基本上不可证伪,也难以绝对证实。

以上这三个方面的辩证精神,至今都无损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科学属性。

历史比较语言学辩证启迪现代汉语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辩证精神,能够启发我们进一步地完善现代汉语研究的学术观念。

现在,人们不再把汉英(英汉)研究归为比较语言学,而把它们归入“对比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可以应用于那些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更侧重究其异而非求其同。比如说,东施效颦了,还向西施借了胭脂,如果有人拿东施的胭脂、颦和西施的胭脂、颦比较,并惊奇地发现那竟是一样的胭脂、一样的颦——“现代汉语中的英化”和“英语的特点”相同、相似太正常了,除了可以证明那是借的、效的之外,实在是不具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当然,能借、能效的有可能是驴、马、骡子,而不太可能是“驴和一棵树”或“马跟一块石头”。另外,现代英语的各要素的来源也十分复杂,英语的“他化”也很严重。

李春阳说,“今日的读者与当年新文艺语境总算隔阂了,大致会同意(我站在树旁)其实比(站在树旁的我)顺畅,才是地道的汉语,新文艺运动光环消失后,当初大量名噪一时的作品,委实不堪卒读”。例如“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插入语“当初虽然不知道”是外语语法的嫁接,“……的我”应属于“欧化的类推汉化”。英语中,“……的我”的原型“I, who…”罕见。who从句多作“他者”的定语,“The man/He, who…”多见,而“……的我”可能是“He, who…”的类推汉化。传统上“英语多从句,汉语多分句”,“……的我……”汉语完全可以使用多个独立的句子,没有必要让“……的我”和“我……”挤在一个长句内。当然,这种欧化也许不是来源于who从句,“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今年18岁了”/I’m 18 years old with a 4000-year history of cannibalism,“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累了”/I’m tired after 4000 years of cannibalism。如果遇到这样的英语句子,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不习惯译为“……的我……”,似可译为“我吃过四千年的人,可今年才18岁”“吃了四千年的人之后,如今我却累了”。这种“不习惯译为”,大概可以佐证“‘He, who…’的类推汉化”是一种“过度类推”,可能源于过度的文化欧化,而不仅仅是汉语欧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是“思想观念的欧化”影响了汉语,还是“汉语的欧化”影响了思想文化,并不容易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情况都可以造就“欧化的汉语”。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欧化从单纯地作为汉语的“外部因素”,逐渐地生长出一定数量的“内部因素”,这就使得我们对欧化汉语逐步地习焉不察、习以为常。我们可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欧化,汉语也可以不奉行“语言纯洁主义”,但是,理性地分析现代汉语的历史层次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